300秒，他们用手机拍完了电影
你用手机创作过多少影像故事？
影像创作的高门槛，随着技术的迭代而一降再降。时至今日，手机作为影像记录最便捷的工具，正在大幅拓宽创作的边界，延展个体表达的更多可能。投注了情感和思考的创作，在手机摄影功能不断升级的加持下，呈现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多样化影像。
今年是vivo与FIRST青年电影展联合发起超短片单元的第五年。5分钟的限定时长，让轻量化拍摄设备成为创作者的首选。那些仅靠手机镜头就能传达出的真挚情感，影像艺术与日常表达的碰撞，让观众看到了手机开创全新电影叙事的潜力。
共有20部作品入围了今年的FIRST超短片单元，它们探索着直播、手机桌面、AI生成等媒介形态，又能巧妙地捕捉个人日常，甚至释放出怀旧气息。记忆、情感与科技的结合，打造出一系列难忘的瞬间。其中，魏德安执导的《尾声》获得年度超短片，张天宇执导的《元年》获得vivo手机创作奖，朱云逸执导的《在另一个夜晚》获得影像探索奖。
2024 vivo×FIRST超短片竞赛单元 入围影片混剪
我们和获奖影片《尾声》《元年》《在另一个夜晚》、入围影片《一起晒晒太阳吧》、非竞赛单元展映作品《霹雳少年》《我把春天带回家》、优秀投稿作品《等待》《呼伦贝尔》的导演们聊了聊。8部作品均使用了vivo手机完成拍摄，或是记录正在逝去的记忆，或是观察当下青年人群的精神状态，表现时代的直觉。影像一瞬，世界大千。
《尾声》讲述了一位从事录音艺术创作的女孩，跟随片中音乐的律动，尝试走出一段破碎的情感，并平静释然地迈向新生活的故事。
导演魏德安在影像创作之外，还有丰富的配乐创作经历。值得一提的是，本片中的音乐也由他本人创作完成。他以黑白影片的形式，致敬默片时代，回归影像本真。
NOWNESS：你是如何成为一位影像创作者的？
魏德安：我在小时候就开始学习音乐，大学时最初想进入配乐或者和作曲有关的专业，自己也想尝试做一些电子音乐，同时也希望涉猎技术性更强的创作领域，因此最终选择了电影摄影。摄影不同于导演，在创作上更写实，不抽象，而随着我自己进行作品创作，我又发现处理一些音乐版权问题会比较棘手，就开始既做影像创作，又为自己作曲了，这是我的起点。
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曾经说过，电影离舞台很远，但离音乐很近，他的话带给我很大触动。我认为影像与音乐是一种1+1＞2的结合，更能表达我们情绪上的色彩与律动。
《尾声》 魏德安
NOWNESS：300秒以内的时间限定，对作品表达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和可能？
魏德安：我没有很在意这个限制，在准备这部短片时，我先是做了一段音乐，再把画面构思在时间线上，这个过程中我摸索到，超短片的节奏确实有别于长片叙事电影。
这个故事本身也是围绕作曲者的角色。我的设计是，每两个8拍多增加一个声音上的元素，一个8拍大概有个7秒，这就要求我每14秒增加一个新的、小小的音效或者乐器，从而推动叙事空间的转变。这是于我来说科学的影像创作方式。
《尾声》 魏德安
NOWNESS：对你来说，利用手机进行短片创作，最有趣和最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魏德安：因为是用手机拍摄，我想尽可能让这部短片有别于电影画面。拍摄的时候，我们没有打光，去追求所谓的电影感、构建摄影空间上的层次。我们拍得很纪实，甚至有时候有噪点。拍得也很生活，故意去塑造一种现实感。我觉得这样可以和音乐元素，呈现一种极大的反差，因为音乐的在故事里的成分，是很超现实的。
我对手机拍摄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它是最方便的设备。比如我们可以在扫街的时候，做到轻便和隐蔽，路人不会看镜头，不会注意到我们，因为所有人都有手机。我觉得以后我可能真的会考虑用手机来拍纪录片，因为它的质感很生活，它不会影响整个空间的常态。以往拍摄电影的大机器设备一出现，你会发现它已经改变了这个空间，可能没有那么真实。
《尾声》 魏德安
NOWNESS：在这个时代，你认为“人人都是创作者”吗？
魏德安：我同意，其实我觉得这是人最佳的状态，每个人应该都是一个创作者。手机让影像记录与创作变得普遍了，大家都可以去探索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人会觉得手机摄影和短片降低了电影的门槛，让我们的审美变差，这是无稽之谈。我认为它推进了媒介的革新，要是更多的人能够借助这个媒介，进行多元表达，好的作品会更多地涌现，这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影像创作进步的变革。
我想以后可能有很多人，真的会选择用手机去拍摄影像作品，特别是在当下，AI技术就能够模拟出所谓的电影感。达到某种预设的质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反而是记录真实的情感和变化，是AI计算不了的。所以，我相信手机在未来，在纪录片拍摄领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肯定的。
《元年》是一个有趣的超现实故事。在失去信任的末世中，三个陌生人为了躲雨被迫聚在一处，就像人类刚刚学会用火时，围在篝火前讲述狩猎的样子，只不过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不能被AI替代。此情此景，如同一次对于人类的图灵测试。
张天宇此前执导的短片作品《行星B602》，曾获得2022年FIRST超短片大赛年度超短片荣誉。他希望通过影像，不是永远“如此生活三十年”，而是让生活有点“时刻”。
NOWNESS：你是如何成为一位影像创作者的？对你来说，“创作者”意味着一种怎样的身份？
张天宇：不严格地说，我的第一部片子是初中时拍的。那时候我爸买了个DV，我想了一个反恐的题材，找来20个同学拍。大多数人其实没做什么，一共花了200块，都花在吃中午饭了。我把当时那个不成熟的片子评价为尴尬，尴尬得像一场梦。回想起来还挺好玩的。
严格来说应该是在研究生学纪录片的时候。大学时的我总会去仿拍一些片子，或者脑子里总有一些前人的声音。做第一个纪录片作业时，我开始也试着用自己内心的声音去表达我所想纪录的内容。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学拍片子的时候，经常会垫很多音乐。这种垫音乐就相当于把自己脑子里的信息过继给音乐的表达节奏。而自己创作就像是用影像给自己的片子谱曲，你不会再去依赖别人。
《元年》 张天宇
张天宇：我觉得创作者像是一个巫师，这是我第一次看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现场感受到的。我们提到巫师，总觉得是带着封建迷信的社会规训，但我想，这个词其实是这一类人，带给人们想象，通过一些方式——无论是言语，故事，还是预言，把人代入到一种超脱于日常的状态中。这事挺酷的。原始人围着篝火，巫师总能讲出森林深处和生活不同的故事，那种信念感，仿佛是一种来自思维世界的魔法。好的创作者应该是个巫师。好的巫师并非为了蛊惑信众。他的表达，不吐不快。
NOWNESS：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主题/故事/情绪，适合用短片的形式进行表达？
张天宇：我觉得有的题材就适合短一些，长了就少了观众去遐想的空间。有的题材就需要长一些，才能把故事说的完整清晰。而且如果能把很复杂很致密的信息压缩到5分钟这么短的空间，就像博尔赫斯说的阿莱夫一样，这事儿就像黑洞一样吸引人。
适合短片的，我觉得可能是稍微有些寓言性质的，或者是能从一个瞬间，让观众自己脑补出前因后果的题材。我拍的《行星B602》有些寓言感，我也曾经想拍一个叫《环》的剧本，讲一个上班族每天过得都像一个循环，几乎像衔尾蛇，能看到前一天的自己，也有点寓言色彩。
《元年》拍摄现场
NOWNESS：这次创作中，令你印象最深的事件是什么？
张天宇：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堪景的时候，我独自去了拍摄地，在河北。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灭门惨案，但我希望测试手机的夜景拍摄能力，又必须夜间过去。其实心里有些发毛。我拉上了我打车的当地司机大哥跟我一起去。常跟专业剧组里的人合作，突然和一个司机大哥一起，在有这种恐怖传言的地方夜里点篝火，拿手机拍，这个场面我一直觉得很神奇。
那个司机大哥人很好，知道我的情况也愿意陪我一起疯。我很珍惜陪我一起疯，做超脱于日常生活的事的人。
《元年》拍摄现场
NOWNESS：对你来说，利用手机进行短片创作最享受的是什么？你认为手机较之传统摄影设备，革新之处在于哪里？
张天宇：最享受的是手机的便捷，太方便了，想换机位就换机位，完全不用像我们用大机器一样担心换机位影响的时间效率问题。还有经过调色，把手机rec709素材调得更有胶片质感，那种看到拍出好的影像的喜悦，太有成就感了。
比较有挑战性的，是手机的宽容度问题，这是手机coms物理大小决定的，需要我们在光的控制上更下点功夫。我们当时遮光花了不少时间。
可以说手机极大解放了人们的生产力，甚至随着这种影像采集设备的质量越来越高，会有些“电影的民主”的感觉。其实从35mm到16mm，再到超8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更方便、更低成本地去能实现自己的电影表达。我觉得这对于纪录片的创作会更有帮助，这种低侵略性，能让拍摄对象不那么感受到摄像机的存在，这也很有意义。
《元年》拍摄现场
在灯火通明的夜晚，一位老人分享了他与萤火虫的回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时间流逝和社会变迁，对于个体记忆产生无法规避的影响。短片最后发出诘问，“有没有可能，在城市建设中能保留些萤火虫跟我们一起呢?”答案不言而喻。
《在另一个夜晚》的导演朱云逸，2022年凭借《一切近的都将远去》入围法国真实电影节正式竞赛，并获得第4届NOWNESS天才计划最佳影片荣誉。 2023年，他的作品《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入围第73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短片竞赛组，获第5届NOWNESS天才计划最佳导演荣誉。
NOWNESS：你是如何成为一位影像创作者的？对你来说，“创作者”意味着一种怎样的身份？
朱云逸：我一直有在不同的媒介之间进行创作。2020年，在筹备一个艺术项目时，我感觉到想表达的内容需要通过电影的形式来呈现，于是就尝试制作了我的第一部短片《一切近的都将远去》。
对我来说，“创作者”就是敢于去尝试，意味着一种实验精神。
NOWNESS：300秒以内的时间限定，对作品表达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和可能？
朱云逸：300秒以内的时间限定下，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按照传统的拍摄方式去追求叙事性可能是行不通的。这会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声音和图像之间组合的可能性，可以是诗意的万花筒般的视觉，抽象的幻觉般的梦境，在这里传统的叙事并不是必须的。
《在另一个夜晚》拍摄现场
NOWNESS：此次作品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朱云逸：这个作品灵感来源于1975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发表的文章《萤火虫的消失》：“60年代初, 因为大气和水被污染， 萤火虫开始消失了。这个现象以另人惊恐的闪电般的速度蔓延。几年后 , 就不再有萤火虫了。” 在这里帕索里尼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诗意寓言，它依然可以对应着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和精神危机。
萤火虫的真正的领地是“暗”，而非“亮”，只有在一个黑暗的环境，萤火虫的生存才成为可能，城市的灯光压制了萤火虫的幽暗之光。
作品的叙事是在几组辩证关系的张力下产生的，比如记忆与现实，光与暗，可见与不可见。
《在另一个夜晚》拍摄现场
NOWNESS：对你来说，利用手机进行短片创作，最有趣和最具挑战性是什么？
朱云逸：最有趣、最享受的是在深圳西涌第一次见萤火虫的时候。那天天气不好，一直下着小雨，民宿老板也说萤火虫不一定会出现。本来是不抱有什么希望了，等天色渐暗的时候，正巧雨也逐渐变小，我们在一棵大榕树底下，忽然看到了一丝黄色的亮光，之后就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之前还没想到手机的视频拍摄能在光线那么微弱的情况下拍出萤火虫，还是蛮惊喜vivo X100 Pro在夜视方面的表现。
最挑战性的，这是我第一次去深圳，要在几天的时间内找到一位合适的老人描述关于萤火虫回忆，来作为旁白的部分。这是这支片子最难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他的记忆决定了叙事的走向。
《在另一个夜晚》拍摄现场
NOWNESS：手机的特殊属性和独有功能是如何帮助你实现表达的？你认为，它们如何拓展了叙事或是视觉方面的更多可能性？
朱云逸：这部片子的全部素材使用了vivo X100 Pro拍摄，相比传统摄影设备，它的便携性以及长焦、夜视功能给予了我们很多创作上灵活和自由的空间。拍摄团队只有我和摄影师两个人，有一个主要的拍摄地是在深圳的南山俯拍城市景观，需要徒步50分钟才能到山顶。在山顶拍摄的时候，我们用vivo X100 Pro的长焦镜头接了一个杂牌的单筒望远镜，组装了一个相当于1200mm的超远镜头，成像出有点粗砺的质感，非常接近我想象中的画面，所以后期时我是直接使用的原素材，并没有做调色。如果是1200mm电影镜头的话就会有十几公斤重，配上专业摄影机和三脚架，是不可能在两个人需要户外徒步的情况的操作的。
《一起晒晒太阳吧》围绕一对姐妹展开，细腻温馨的镜头语言，不仅带着观众，也带着故事中的她们，一起回到充满爱和欢笑的旧日时光，在柔和的镜头语言中，将生与死等宏大的哲学命题娓娓道来。
导演刘言文珺，导演过短片《夏天的色彩》《最后的爱情》等，此前曾担任《智取威虎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副导演。在短片中，她运用明媚而温和的影调，精心勾勒一幅幅细腻温馨的日常图景，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NOWNESS：对你来说，“创作者”意味着一种怎样的身份？
刘言文珺：大学学新闻，十八岁当实习记者拿着摄像机拍电视新闻，可能是我最早影像创作的开始。我到现在还记得实习老师检查我拍摄的那条新闻说我的镜头拍得太短了，一闪而过都看不清画面内容拍的是什么。我觉得那是我影像创作的开始。创作者的身份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发现，是发现者的身份。
NOWNESS：你怎么理解影像与时长的关系？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主题/故事/情绪，适合用短片的形式进行表达？
刘言文珺：在我看来，影像与时长是与拍摄内容、叙事节奏相关的，是由想讲的故事、想表达的内容决定的，他们需要平衡协调。短片在某种程度上，对创作者精炼表达内容的影像语言要求更高，我很想锻炼这方面自己的能力。同时在现在这个时代，短体量的影视内容似乎更容易触及观众并得到更多直观的反馈，我很期待通过作品与观众交流，创作超短片是目前我能想到一个很好的方式。
《一起晒晒太阳吧》 拍摄现场
刘言文珺：我觉得没有特定的主题或者故事，才适合短片。由于时长短，简单直接更贴近普通人生活，不需要过多篇幅解释和理解的主题和故事，更适合用短片来展现。短片需要创作者精炼自己的影像语言，这是对创作者的挑战，同时也激发出创作者在影像语言上创新的可能。
NOWNESS：构思和创作此次参赛作品的灵感是什么？
刘言文珺：故事源于奶奶去世之后，我经常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失去了世界上最疼我的人，总感觉只剩下自己很孤独。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说她经常会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拿出爸爸的骨灰，带他晒晒太阳，跟他讲自己最近遇到的事情。她觉得人死亡之后会变成粒子，存在于周围，那是量子力学的理论，我瞬间有种自己重新跟世界又链接起来，奶奶的生与死或许只是灵魂存在的不同形式。
于是，我想创作这样一个故事，一家人在世时紧密温馨的情感，并没有因为死亡这样的离别而改变，反而用另一种形式再次联结，这也许就是对待生死举重若轻的人生智慧。创作中印象深刻的是所有看到剧本的人，仿佛都能找到自己想要在另一个时空中对话的人。
《一起晒晒太阳吧》拍摄现场
NOWNESS：在创作过程中，你认为手机较之传统摄影设备，革新之处在于哪里？你认为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吗？
刘言文珺：手机的创作最有趣的是它可以轻松创造很多传统摄影设备比较难操作的镜头，最享受的也是它的灵活和便捷；最具挑战的是它目前在影像呈现上的局限性，它还需要创造条件才能达到传统设备的精密，比如运动镜头和能见度拍摄等。最有成就感的可能是能直观看到成像，完成创作。
它也让创作者没有技术的壁垒，没有专业的壁垒。比如我的拍摄地在半山腰的一个凉亭，用手机拍摄，我们的人员可以很精简，携带很轻便、换场景机位移动也很快，整个短片我们的拍摄时间只有七个半小时，这是用常规摄影机很难想象的。
《一起晒晒太阳吧》拍摄现场
刘言文珺：从电影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电影语言都是随着电影技术电影设备而发展的，所以像手机这种便携设备的普及必将给影像语言再次带来革命。会带来哪些变革？其实我也不好说，也许是打破传统打破影像叙事规则，更多变、灵活，且各具个性的新语言。因为现在已经是“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了。
舞蹈是人类与重力、与世俗的对抗，霹雳舞更是如此。在导演范庆的镜头下，对霹雳舞的热爱，成为霹雳少年们追逐的光。无论是训练场内以肉身对抗地心引力，还是训练场外用信念对抗来自家人的不解，少年们在自己最好的时代，绽放于他们的舞台之上。
作为NOWNESS创意总监与导演，范庆擅长用艺术化视觉语言拥抱平凡生活中的不凡与新奇，并通过时装、舞蹈影像等表达方式，呈现心中的故事与精神。
NOWNESS：你是如何成为一位影像创作者的？“创作者”意味着一种怎样的身份？
范庆：大学时因为偶然的机会对单反相机产生了兴趣，后来单反相机有了录制视频的功能，我用“巨款”买了一台5D2，此后就慢慢往影像创作的方向发展了。对我来说，“创作者”意味着一种时常需要面对观众，也需要面对自己的身份。
《霹雳少年》拍摄现场
NOWNESS：你怎么理解影像与时长的关系？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主题/故事/情绪，适合用短片的形式进行表达？
范庆：我觉得影像与时长的关系，取决于影像呈现的媒介的性质，比如我们更愿意去电影院看一部长片，在手机上看一部短片。我对短片创作感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对视觉的直觉更强烈一些。
有的故事可以讲三天三夜，也可以用三言两语就能说完，所以用短片来表达并不取决于什么故事，而是怎么去讲这个故事。 这同时也是300秒内要完成表达的挑战之处。
NOWNESS：构思和创作此次参赛作品的灵感是什么？
范庆：《霹雳少年》的故事来自于一群真实的小男孩们，我和他们相处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时不时就拿起手机记录一下他们的生活和训练。创作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时刻，是片中的一个孩子接到师父的电话，录音师偶然间录下了电话中的谈话。我们本不是刻意想要介入这段私下的交谈，但这次贸然的“闯入”，的确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霹雳少年》拍摄现场
NOWNESS：你认为手机较之传统摄影设备，革新之处在于哪里？
范庆：利用手机进行短片创作最有趣的是经常从裤子里掏出自己的手机，随时随地便捷地拍摄。最具挑战性的是面对一些光照不好的环境下，需要找到一些光源。最能获得成就感的是拍出媲美摄影机的画面。
革新之处在于一些更便捷的操作方式、防抖功能、变焦的画质，和一些自带的景深效果，它帮助我能尽可能地抓住各种转瞬即逝的机会和瞬间。
《霹雳少年》拍摄现场
《我把春天带回家》是一部充满温度的短片作品，小女孩果果捕捉世界中的生机盎然，为患有眼疾的老奶奶带回春天。果果的世界明亮且多彩，奶奶的居室则显得昏暗、单调，影像与色调的鲜明对比，也预示着生命交替，生生不息。
本片的创作者超凡此前是一位军人，影片的幕后制作班底都是他的亲友：制片人是他的妻子、76岁的主角是他本人的奶奶、其他制作者是他曾经的战友。超凡多次将影片拍摄地选在故乡阜平县，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家庭情感以及对故乡的眷恋注入作品。
NOWNESS：你是如何成为一位影像创作者的？对你来说，“创作者”意味着一种怎样的身份？
超凡：很小的时候，我喜欢看小人书，看得多了，就动了自己创作的念头。于是自己用白纸分割，用针线缝制在一起，打上格子，上面画图，下面写字。自己脑海里的画面被一格一格的展现在白纸上，这有点像在做分镜，给一个主要的情节，然后描述。我想这应该是最早的影像创作萌芽。再后来开始写作，写杂文，散文，诗歌，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文字不足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于是就升级到影像创作的范畴了。
“创作者”这个身份，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外卖员，清洁工，泥瓦匠都差不多。把外卖送到目的地，和影像送到人心里一样，都是抵达。把这个街道清扫整理，和剪接一样，都是二次创作。用一块儿一块儿的红砖垒砌一座房子，和把一个一个镜头堆起来是一样的，都是无中生有。如果说创作者是艺术工作者，那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我把春天带回家》 超凡
NOWNESS：你怎么理解影像与时长的关系？为什么会超短片的创作感兴趣？
超凡：影像是空间，时长就是时间。创作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排序。超短片这个概念很好，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创造一种无限的可能，这个是最吸引我的，也是最迷人的。
NOWNESS：创作此次作品的灵感是什么？
超凡：这个灵感来自一次拍摄经历。我们租住在一个大山环绕的居民楼里，整个小区几乎都是老年人。每天早晨五点多楼上就会传来咚咚咚的敲击声，仔细辨别能够听出来是有人拿木棍敲击，一连几天，天天如此，实在无法忍受，我们就气势汹汹上楼，想要教训一下对方，等打开门，才知道这是一个独居老人的家。
老人卧病在床，每天靠子女送饭维持着生命。他眼睛也看不清了，每天醒后，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就用拐棍儿敲击来计时，来发出声音，让这个声音陪自己。那个场面大家看到，是十分心酸的。后来我们熟悉了敲击声，有了拍摄空隙我们也敲击墙壁以示回应。大家知道老人还在，老人也知道了我们的存在。
《我把春天带回家》 超凡
超凡：过了不久，有一天早上突然没了敲击声，慢慢地开始听到一个女人在哭，哭声越来越大，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我想，坏了，老人离开了。生命消逝得如此之快，让人猝不及防。我望着窗外飘起的青烟久久不能开口说话，远处的山坡上荒草已冒出绿尖，他没有活到这个新的春天。
人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苦难和无助的，如果用四季来形容，儿童时期就是我们的春天。于是我以儿童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小女孩把春天带回了家，在虚构的时空里对这个老人完成一次关怀，也是一场四季轮转，生命生生不息。
拍摄最后一天，我无意中看到史铁生的一段话：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
《我把春天带回家》拍摄现场
NOWNESS：此次创作中，令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超凡：创作中最深刻的是剧情里设计小女孩要带一支老寺里的桃花回去，但是我们拍摄时已经五月份了，桃花已经没了。我们只好买来好多桃花，把它们一朵一朵接在一棵枯树上，这棵老寺前的枯树因为这部影片焕发了新的生机。于是我用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做了题眼：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NOWNESS：在创作过程中，手机如何帮助你实现表达的？
超凡：我第一次用手机拍电影，便捷，自由，轻松，适应于各种环境。
不过叙事和视觉还是更多在于创作者的设计，设备最终还是为人来服务，当然，设备越来越便携是会产生不一样的可能，拍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人人都是创作者，影像类型可能会进一步拓宽，这需要不断去探索和尝试。
《等待》是龙凌云从自己的导演首作《何处生长》完成的一次再生长。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硕士戏剧导演专业的龙凌云，此前曾凭借《何处生长》年入围2022年FIRST年青电影展主竞赛单元。
对于原生家庭母题的关注，给予他延伸故事的方向，也让他对于剖析典型中式家庭的内里，形成自己的逻辑与因果论。《何处生长》中的何老师，在《等待》中得到故事线上的延续，这一次，她成为青少年自杀干预小组的一位志愿者，在解救具有自杀倾向的少年小天时，她也“等待”到了一次渡己渡人的机遇。
NOWNESS：你是如何成为一位影像创作者的？对你来说，“创作者”意味着一种怎样的身份？
龙凌云：从小很喜欢画画，小时候立志要成为漫画家，就走了学艺术的道路。在大学里又接触了很多杂志和国外电影DVD，对影像创作开始感兴趣。毕业后就在杂志行业从事编辑工作了很多年，在一个时机下转行做了导演，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片电影。
创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个治愈者的身份，用创作的方式去治愈曾经的痛苦，既对自己也是对他人。
NOWNESS：你怎么理解影像与时长的关系？
龙凌云：“时长”和在影像创作中的摄影风格和美术氛围一样，是一种形式选择，形式最终都是和内容的匹配。在当下这个时代，影像的形式已经有很多裂变，作为一名创作者，我想去拥抱这种变化，尝试一些更当下的创作方式。
《等待》 龙凌云
NOWNESS：对你来说，利用手机进行短片创作，最有趣之处是什么？
龙凌云：手机拍摄的形式非常自由，非常适合在小空间进行，还有在一些不太好申请拍摄许可的地方。我们这次拍摄的一个场景是在一个老社区，很难申请拍摄，但我非常喜欢老社区的生活氛围，无法割舍，于是就尝试了手机拍摄。期间有很多住在社区的老人过来围观，看见我们用手机拍摄都没有太多干预，估计觉得我们是在拍短视频，就让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拍摄，拍到了我非常满意的镜头。
《等待》 龙凌云
NOWNESS：你认为手机较之传统摄影设备，革新之处在于哪里？
龙凌云：革新处在于AI对于画面的渲染，有时我们用专业摄影设备拍摄最原始素材，但最后经过调色，呈现出的效果，和手机AI完成的效果差不多。这也是一种创作选择，我不需要在开始的时候，保留那么多宽容度，因为我想要的最终效果，手机AI就可以呈现，我可以节省出时间精力，去做创作中的其他的部分。
手机拍摄的轻便灵巧是很多专业设备不可比拟的，也为创作叙事的形式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等待》 龙凌云
NOWNESS：在这个时代，你认为“人人都是创作者”吗？
龙凌云：现在确实是一个人人都是创作者的年代，因为已经有太多用手机拍摄完成一部电影，并获得业内认可的实例。比如今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导演Sean Baker，他2015年用手机拍摄的《橘色》在当年非常轰动，这部电影也为他后面的导演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愿意创作，创作的工具设备都不是问题。
《等待》 龙凌云
《呼伦贝尔》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在中国式家庭中长大的兄妹，他们用隐蔽的方式，与父母的控制欲抗衡。当他们各自的秘密暴露在对方面前时，兄妹成为对方最坚实的后盾，共同守护彼此的梦想与爱情。
来自内蒙古的导演姜晓萱，此前曾凭借短片作品《马冢》入围第4届NOWNESS天才计划、塔林黑夜电影节、美国西南偏南电影节、BFI伦敦电影节、平遥电影展等，并荣获釜山短片电影节亚洲影评人协会奖等奖项。
NOWNESS：你是如何成为一位影像创作者的？对你来说，“创作者”意味着一种怎样的身份？
姜晓萱：我真正成为一个影像创作者也许是从2020年拍纪录片开始，通过观察现实，初次切身体会到了故事的脉络。创作者在别人的定义中也许有更厉害的身份，但在我这里创作者更像是一个容器，一个能够反射ta周遭世间万物的载体。
《呼伦贝尔》 拍摄现场
NOWNESS：为什么会对超短片的创作感兴趣？什么样的主题/故事/情绪，适合用短片的形式进行表达？300秒以内的时间限定，对创作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和可能？
姜晓萱：不一样的时长一定会滋生出不一样的影像。 我对短片的媒介也许还算熟悉（8-40min），但超短片实在是非常不熟悉，甚至是非常不适应，哈哈，可能首先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吧，上一次拍这么短的东西可能还是刚进电影学院时的影像练习。
作品的故事就是简单的、普世的、冲突点明显的，一定不要有什么讲复杂故事的野心，一定要着眼于某个单一状态的变化、某个简单事件。但是即便知道这个，我想我还是高估了300秒以内这个时间限制的内容承载量。所以在有限时间内创作，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
NOWNESS：可不可以聊聊构思和创作此次参赛作品的灵感？
姜晓萱：灵感一部分是来源于我自己身边发生过的乌龙啦，当然也加入了大量根据演员本身特质的改编。这应该也是个挺能与大家共鸣的点，我们好像到了某一个年龄，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办法符合家人的期待、社会的期待，而脱离这些期待，真正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立足点，则是个像褪皮一样难受的过程。
这种强压在个人身上的期待，真是件很不得了的事，好像今天不解决掉明天就要大难临头似的；现在虽然依旧无法解决，但好在可以轻快地、带点幽默感和自嘲地去重新书写这个事情。
《呼伦贝尔》拍摄现场
NOWNESS：对你来说，利用手机进行短片创作，最有趣和最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姜晓萱：最有挑战的是，手机创作会让我们一下子从所谓的“专业的影视工作者”被打回弱小可怜的“电影学院入学生”，再也没有办法依赖精良的专业影视器材以及完备的摄影团队为我们鼓劲儿，哈哈。
但好处是创作方面的自由度，拿着手机到处走到处拍也不会引人注目，也可以挤进去小小的缝隙拍，这都是很好玩儿的。
我觉得手机自带的防抖真是很牛，夜间拍摄也十分能打，感觉这两个功能都蛮适合即兴创作，尤其在手持拍摄方面很是便利。
《呼伦贝尔》拍摄现场
NOWNESS：在这个时代，你认为“人人都是创作者”吗？
姜晓萱：感觉好像“人人都是创作者”这个说法，好像从刚刚进入digital、home video的时代就常被提起了？
现在看到很多之前的胶片或是VHS家庭视频被重新剪辑，制作成混合媒介的短片，还是觉得蛮有趣的，更多记录影像的形式，肯定会提供给我们对一个时代不同面向的表达。也许拿起设备开始拍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赋能，这样来看的话，能给更多人赋能和发声的机会是很有必要的。
5分钟是限制，也是自由。五年来超短片单元发掘出的精彩作品，证明了有限的时长内，蕴含着无限的创作可能。
在超短片设立之初，vivo就期待着打破传统的束缚与标准，把创作的权利完全交给创作者；在技术的助力下，创作者将真挚的、狂野的念想投注进5分钟的影像，让我们体验到更多元独特的想象。在人人都有望成为创作者的时代，技术的进步与创作理念的革新互相启发，共同实现新的愿景。期待下一个五年的超短片，与背后的创作者，能继续探索充满可能性的领域，为影像艺术带来更多的惊喜。
第6届NOWNESS天才计划面向全球华人征片中